“没有钱买房似乎十分可怜，但谁又知道有钱租房其实也未必好过呢……”萧雅倩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。

    本报记者跟踪了她们求租房子的过程，真实记录了这两位女孩租房的经历，其目的是试图见证在“高房价时期”的北京，租房是何种“别样的选择”。

    求租记

    萧雅倩和杨秀是大学同学，2004年本科毕业的时候，萧雅倩留在了北京工作，杨秀则考上了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

    如今，萧雅倩是某个杂志社的记者，杨秀则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党务工作。

    到7月份的时候，萧雅倩租住的房子就到期了，而此时杨秀也已经毕业。她俩决定合租一套房子。

    6月10日，萧雅倩和杨秀开始实施她们的求租计划。

    “求租：两室一厅，价格面议。”在A4的纸上打印了一份求租信息后，萧雅倩拿去复印了30份。在求租信息纸张的尾部，她用小刀把联系电话一一割开。“这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撕下它。”萧雅倩说。

    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她们开始行动了。由于萧雅倩的工作单位在三里河，而杨秀的单位在紫竹院的南边，这样，她们圈定了社区较多的甘家口和紫竹院作为求租房子的范围。

    “贴求租广告是很费劲的。”萧雅倩说，她一般选择将广告贴在电线杆较高的位置，贴在社区的宣传栏会被别人撕掉，而贴在地上则会被清洁工清理掉。

    杨秀张贴求租广告的效果并不理想。她说，在周围的几个社区转了转，不知道该把求租广告贴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，干脆就放在小区的物业那里了。“他们说要是知道谁有房子租会跟我联系。”杨秀说。

    张贴完求租广告，萧雅倩和杨秀碰了面。她们对求租房子的条件很简单：能洗澡、做饭、看电视和上网，其他的条件可以再做考虑。

    两天过去了，她俩的手机从总共响了8回——但没有哪一次与租房有关。

    “租房子有那么难吗？”杨秀问。她由于还没有办理离校手续，现在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

    萧雅倩跟杨秀不同，她已经过了两年在外租房的生活，搬了两次家，第一次是跟其他两个人合租，第二次是跟一个之前素昧平生的人合租。“一个人租房负担不起，”萧雅倩解释道。

    一个细节是，萧雅倩和杨秀在求租房子之时，她们发动了几乎所有能联系到的朋友和同事，让他们在自己的网络即时通讯工具QQ或MSN的签名上，挂上了她俩求租房子的信息，以便能求得更多的帮助。

    30张求租信息石沉大海，她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收获。而在网络上获得的租房信息，也并没有给萧雅倩和杨秀多大的帮助。“几乎每一个信息都是中介发布的，我们当时并不想选择那样的房源。”杨秀说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主要原因是通过中介租房价钱太贵，“往往都要交一个月的中介费”。 

    然而，依靠张贴广告和在网上寻找个人房源最终还是毫无收获，6月15日，萧雅倩和杨秀决定启动第二套方案——求助于从事房屋租赁交易的中介公司，看能否找到她们中意的住房。

    15日下午下班以后，她们被“我爱我家”(一家从事房地产经纪和相关服务的企业)的业务员带到了紫竹院附近的一个社区。
 
    “一看那个房子，我们就走了。”杨秀说，这主要还是月租太贵，一个月要2300元，而且各种生活设施并不齐全。

    在业务员的带领下，她们一个下午又连续看了其他两套房，但都没有十分满意的。

    “这段时间好房子确实不多。”“我爱我家”的业务员王小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，由于各大高校的毕业生都即将离校，将近十几万的毕业生大多投入到租房的队伍中，性价比稍好一点的房源很快就脱手了。

    第二天，萧雅倩和杨秀又继续投身到“租房运动”当中。另外一家中介公司带她们去看房之时，要求她们签订了一份“看房协议”。中介的业务员解释说，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客户私自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可以凭借“协议”收取到应得的中介费。

    杨秀听到业务员这样的解释，她嘀咕到：“反正我们有两个人，我们不会让没有跟你签协议的那个人跟房主签合同呀？”

    虽然萧雅倩和杨秀做好了应对中介的打算，但好几天“走马灯”似的看房下来，中介公司还是没有给她们提供到合适的房子。

    这其中的原因，萧雅倩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解释说有三条：第一，房子月租太贵，两室一厅的房子要价到2300元左右，这让她们难以接受，“我们还要付中介费呢”；第二，交通不方便，生活设施不齐全；第三，房子的状况令她们难以接受。

    然而，事情似乎有了转机。

    6月20日，在中介公司业务员的带领下，她们在紫竹桥附近的一个社区里看到了一套合适的住房。

    “房子完全满足要求，而且还是朝南的，月租才要2000元。”萧雅倩对中国经济时报讲述这一情形时，显得有些兴奋，“在中介(业务员)在场的时候，我们故意表现出对这个房子不太满意，后来，我们走出来后，又悄悄返了回去。”

    萧雅倩说，当她们第二次敲房主的门时，男房主笑了笑，“如果你们是聪明人就应该悄悄转回来，这样就可以逃掉中介费啦。”

    当时，她们谈好了条件，男房主应允她们说，“这个星期之内交押金都可以，我决定把房子租给你们了。”

    “这是真的吗？”杨秀以为自己在做梦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为了找到住的地方而连续奔波了一个多星期，“找得都快要崩溃了，”杨说，由于还要上班，这一个多星期来她们都是下午下班后才能出来看房，回到宿舍也是晚上十点多了。

    事实证明，房主把房子租给她们确实不是真的。

    6月21日早上，那个带她们去看房的业务员小姐给萧雅倩打电话，问她说对原来那套房子有怎样的看法。由于萧雅倩和杨秀已经私自和房主订下了口头协议，她对业务员小姐说，“我们对那套房子还不是很满意，还想再考虑考虑。”

    下午，当她们给房主打电话，希望交付押金，订立一个书面合同时，房主说，“对不起，我的房子刚才已经租出去了。”

    原来，房屋中介的业务员认为萧雅倩和杨秀对这套房子不是很满意以后，又带去了其他求租的人——而那房主竟然又让那些人“考察”了自己的房子，在房客答应可以一次性付清一年的租金以后，他把房子租了出去。

    萧雅倩和杨秀被耍了。

    虽然被耍，但萧雅倩和杨秀也只能认了。因为，萧雅倩退房的时间将至，而杨秀距离离校的日子也没有多少天了。

    此时，她们求租房子的标准也开始放松：三环西边，2300元左右，其他的条件都可商量。

    萧雅倩找房子相对杨秀而言，还是有些经验，毕竟，她已经过了两年“漂”的生活。萧雅倩最终还是求助于网络——对于个人张贴信息及通过中介介绍，她已经失望了，在网络上，萧雅倩寻找的是信息来源属于“个人”的房屋出租信息。 
 
    萧找了将近十家标有“个人”信息的房源，但打电话过去询问才知这都是中介玩的把戏。“几乎所有都是这样，他们太混蛋了。”

    对于明明是中介公司控制的房源却标成“个人”的问题，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业务员冷先生告诉记者说，现在绝大部分的二手房及租赁房的房源都被各大租赁公司瓜分，“由于很多人都喜欢避开中介公司，直接跟房东签订协议，所以有一部分业务员也会把公司掌握的房源标为‘个人’。”

    萧并没因此而灰心，“想租到合适的房子，这个过程就像一场战争”。她说。

    6月23日，经过几次碰壁之后萧才最终决定——花钱买“个人”房源的信息。那是目前许多房产专业网站的一项收费服务，个人用户要发布租房信息或者求租者要查看信息的具体情况，都得向网站运营商交上一笔费用。

    “费用并不算高，一个信息才收一块钱。”该网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，虽然如此，但每天购买(发布)信息的人数可观，“那是有利可图的”。

    “紫竹院南路？二室一厅一卫一厨房向朝南，月租才2300元！”萧雅倩浏览到这条信息时，似乎找到了希望，“之前在走马灯似地看房，我们都快崩溃了。”

    购买了该条信息以后，萧立马给房主打了电话，“确实是个人的，房主是个老头儿。”萧通知了杨秀，下班后她们一块去看房。

    房子确实是属于个人的，但房主并不是老头——一个45岁左右的中年人，在北京还有另外一套房子。看过房子以后，萧交给房主1000元钱的押金。

    萧雅倩她们看房的时候，屋子里边还住着人，“她们得到7月10号才搬走，她们嫌这太贵了。”萧说。

    其实，这三年以来，萧租房所付出的钱也在节节攀升，一向都是跟人合租——2004年是850元，2005年是900元，今年则将要变成了1150元。

    有没有想过买房？“想都不敢想。” 萧说，几年前，人们称在北京工作而没有户口的人为“北漂族”，而萧和杨都有北京户口，她们是“京漂族”，当然，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关键词：“房奴”。

    萧雅倩和杨秀可能要面临至少一年搬一次家的命运，在房价紧俏的今天，租房也往往都是一年一签。“那是房东为了来年可能涨价做准备，”萧说，在这种形势下，要么接受房主的条件，要么搬家走人。

    萧雅倩和杨秀还只是在北京城内漂来漂去，而目前有近8万北京人，已经开始在北京市和河北省三河市来回奔波了。由于居高的房价让人望而生畏，许多人加入到了在北京工作，在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买房的行列。

    “并不是因为他们热衷于省际旅游，而是畸高的房价让他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在省际之间疲于奔命。”在6月26日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上，有一位网友如此评价。

    杨秀则告诉记者说，她最迟必须在7月5日搬离学校宿舍，而租的房子要到10日才能入住。

    “我该怎么办呢？不至于露宿街头吧？”杨秀无奈的笑了笑，“只有天知道”。(应受访者要求，萧雅倩和杨秀为化名)